我国对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审定制度。品种审定的标准其实就是种业创新的门槛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新品种原创性和突破性的底线。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》在2016年进行了修订，拓宽试验渠道、缩短试验年限、实施引种备案，解决了当时业内关注的品种参试难、审定难问题。2017年以来，有关部门陆续修改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，细化了优质、绿色和专用等类型品种指标，适当放宽了产量指标。创新主体活力随之有效激发，品种数量迅速增加。

 

    不过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，我国种业创新以往多是修饰改良、模仿育种。据统计，“十三五”期间全国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1.68万个，其中稻和玉米占83%。稻、玉米品种迅速增加，在解决了市场“缺品种”问题的同时，原始创新能力不强、准入门槛偏低、同质化严重等新问题日益显现。随着劣种子问题基本解决，套牌侵权、实质性相似仿种子问题成为业内焦点问题。培育一个新品种周期长、成本高，如果别人换个包装、套个牌，就把你花很大代价培育出的品种盗走了，长此以往谁还会有创新积极性？

 

    把好品种审定关，才能解决上述问题。基于此，我国自今年10月起实施新版《国家级稻玉米品种审定标准（2021年修订）》，在DNA指纹位点差异数等指标上提高了技术要求，有利于激励原始创新，提升品种选育水平。除了提高品种审定标准以外，还要开展已登记品种清理。针对非主要农作物仿种子问题，有关部门以向日葵为切入点启动了登记品种清理，对经分子检测发现的近似品种进行劝退，并首次专门发布撤销品种登记公告。接下来，有必要加大已登记品种清理力度，对不合格的，将依法依规撤销登记。

 

    事实上，适当提高审定门槛只是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一项内容。今年，全国人大已启动种子法修订工作，重点是研究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，延长保护链条，扩大保护范围。在推动种业振兴的大背景下，要把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摆在重要位置，既立足解决当前突出问题，又力求破解体制机制障碍，从立法、司法、执法及标准四个层面发力，加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，从体制机制上激励种业原始创新。